自言自語

真的好羨慕還可以出國旅行的人喔，（沒錯，泛指學生們），目前最想要去雷克雅維克、西伯利亞、尼泊爾或斯里蘭卡，義大利或者丹麥也可以。

去年這個時候，剛依依不捨告別中國朋友，從華北地區回台灣，然後再準備去歐洲呢。唉，如果可以離開這個城市，到一個都是平原的地方，說不定現在的病就好了喔，說不定不會在家裡昏倒囉。

可是我哪裡也沒有去。只有請半天假去台北市中心，一個人醫療觀光而已。

現在不管對人事物，都提不太起興趣。充其量可稱為「敷衍著過活」症候群。工作業務很悠閒、舒緩，小心翼翼地，從生活中找無聊樂子，比方說聽八卦，然後唾棄可惡的公務機關，主管在背後講人家壞話時，豎起耳朵當沒聽到。換句話來說，正在實踐我個人最討厭的「無建設性的生活方式」。這種方式相當危險、具有腐蝕性，懶散、習慣、倦怠。也不想運動，根本沒精神。


這種生活是有什麼適應不良的壓力啦？（莫名其妙）

一公升的眼淚

《一公升的眼淚》，這部2005年轟動全日本、接下來征服全台灣的冬季日劇，已經播完了。
不過，我只是要借題發揮一下而已。


昨天中午請了半天假，到Ｔ大醫院神經部候診。神經部隱匿在總院院區二樓的小角落，穿過低調的走廊，好不容易覓著。我獨自在那裡坐了數小時，獃獃看著同樣候診的病患，看著正在播送Discovery頻道的液晶電視，看著湛藍色的醫師門牌和住址發呆；久久，才跳號的候診燈號，靜靜迴響在長廊上，炙夏光亮的驕陽，沿著窗框，流倘入這個充滿清潔感的科別。

王鼎鈞在〈一方陽光〉裡面有段話，「一方陽光鋪在我家門口，像一塊發亮的地毯。」


脫離童年，再進大醫院，只曾經因動作傷害而看過骨科。還恰由前後兩任男友陪伴。

和骨科候診處相比，神經科並沒有太多老人家，行動不便、或明顯一眼就看出病痛的患者；反而，是表面看來元氣十足的普通中年人、青年，包括我在內。掛號候診的病友數目，也比一般熱門科別減少了許多，醫生以非常緩慢且仔細的步調在診間看診。大多數時間，神經部沉靜安祥地、沒有喧鬧擁擠，像對著陽光發呆、數著半空中搖曳落下的灰塵一樣，凍結了時間。

有個美麗的大眼少女來向我問路。掛號完了該怎麼作呢？

突然覺得我們都很幸運。

我們，凡人，只要把求解的慾望扔給醫生就好了，他們的身上則背負著沉重的答詢義務，他們不能說不知道，不能說，對不起，這病徵我沒辦法解釋。我們不負責任地向醫生質詢自己的身體，他們也只好不負全責的拼命解答。醫生懸命啊。

候診的時候，發現自己沒帶手機，與誰也沒法取得聯繫，想打個電動也沒處消遣。只好讀起從公司隨意抓在手上的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》，讀起「從名門正派到明教教徒」那一章。左邊，年輕貌美的兩姊妹正陪母親說話；後方，黝黑壯碩的中年人向至親解釋，Discovery播出台灣歌仔戲特集的內容；一個清秀的年輕母親正陪肖似自己的女娃複習減法；右邊，年過不惑的中國籍婦人正和候診認識的台籍奶奶聊天。面色紅潤的男大學生，正剛出診間。

誰能解答這麼多人的疑問呢？



下午診掛號十八號，整整候到四點半，差點與醫師緣慳一面。

敘述完病情，醫師突然正色地要求我，開始做出日劇「一公升的眼淚」中亞也的全套「一公升檢查」。例如碰鼻子再碰醫生的手、看左看右、閉上眼雙手平舉、走一直線、膝反射、腳底反射等等，這類神經和肌覺平衡的檢查，一做就做了十五分鐘。完全是種很詭異也十分具有荒謬感的畫面，我順從著醫生的指示，做出從日劇裡，早已熟悉的各項檢查；原來，這些對平凡人沒有特殊含意的醫療檢查舉動，突然在心理認知上被賦予了意義。

我很乖順的任憑醫師指揮，像是著了魔似的，眩暈現象仍沒有放過我，醫師說，前庭似乎有問題，他摸了摸我的頸部，又說，甲狀腺似乎也有問題。那需要照腦部MRI（核磁共振）嗎？我問。嗯，眩暈的原因還不顯著，先抽血檢查就好。醫師淡淡問到職業別，他說，是不是有隱形的壓力，只是你不知道？

我沉思許久。啊就都說了不知道啊。他笑笑說，那就先吃藥然後觀察一下。

於是，乖乖領了開立的藥，認命地去抽血。老實說，扎下去之前仍有一絲絲緊張驚慌要掩飾，疼呀，真的，我不敢直視那根粗大、等待著鮮血、具有正統性的肥蚊子掛在我纖瘦的肘間。



回家時，在五六年前經常駐足的二二八紀念公園旁，享受熟悉的場景；幾個穿著制服的學妹，有些無神，悠悠地晃過，領子、背脊上都沾著粉粉的白圈。想必是即將赴愛丁堡軍樂節「宣揚青春」的成員吧？這幾天回學校督訓旗隊學妹的妹妹，也是拎了一身汗鹽裝飾回家。

公車沿著景福門轉彎，沐浴著夕陽輝光我仍在絢暈。
那子宮型的國民黨黨部，早已被拆掉兩翼，易主為張榮發基金會了。


「時代像篩子，篩得每一個人流離失所，篩得少數人出類拔萃。」



回家後，不知道藥物的副作用這麼強，意識混亂又嗜睡地昏倒了十一個小時。